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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不仅仅是吕定春，所有省的人都面对差不多的局面。只要天下太平，人民就愿意拿起锄头。当国家承担起基础水利建设的时候，人民就会利用这些建设来多生产粮食。但是此次所有省的人大代表对于国家的兜底方案看法都挺一致，“要是能给钱就好了。”

    21世纪的时候网络上有个改编的段子，“56个民族56朵花，56个民族56种话，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，钱不够花！钱不够花！钱……不……够……花！”

    韦泽的个人理想在民朝终于得到了实现，民朝只存在公民，民族身份统统属于中华民族。文字汉字，发音普通话。而且韦泽还志得意满的写了一篇文章，先把基于封建传统的欧洲民族观点冷嘲热讽一番后，韦泽阐述了他的看法，“……所谓民族，是对过去现象的一种总结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，随着大一统的国家体系的完善与进步，民族也将随之消失。在大一统的工业时代再提民族，只是用民族来为经济矛盾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均衡做借口……既然所谓的民族并非从宇宙诞生的时候就存在，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要维持到宇宙终结去……”

    如此傲慢的发言并没有引发反对的声浪，甚至都没有引发反对的声音。19世纪末的中国本来就没有所谓民族的理念，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工业化，是经济区域，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国家地理复杂，有着大大小小的天然经济区，有着多种多样的种植与畜牧区域。一句“这是个经济问题”就挑开了真相，在民朝初期的时候，说实话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

    民族问题能靠说实话来解决，钱不够花的问题却不是说句实话就能解决的。韦泽在21世纪的十来年，正好是中国处于“钱不够花”的时期。摆脱了饥饿的威胁之后，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。与之相反的是，整个蓬勃向上的中国随机产生了对财富更大的渴望。

    如果是酸儒，大概就会用“人心不古，道德崩坏”来做评价。甚至还会嚷嚷出“礼崩乐坏”之类的屁话。韦泽自己是不会这么看待那个时代的。摆脱了饥饿的威胁，只是中国发展走过的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的终点是人民看到有机会致富的的起点。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，**这个唯物的存在自然主导了人民的主要想法。当肚子终于能够吃饱，精神也适应了这种局面的时候，对财富的渴望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。至少在韦泽看来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，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水平，即便是没有理论性的考量，这种几乎是本能的东西也会自然而然的出现。

    但是这帮中央委员们的看法和韦泽有很大不同。对与韦泽来说，饥饿从来不是在他**和精神中处于决定性地位的强烈冲动，但是对于韦泽的手下来说，饥饿是一件非常实实在在的感受。

    人民对于饥饿的遗忘之快，让不少中央委员们非常不爽。

    “这才吃了几天饱饭？就一山望着一山高啦！”阮希浩满是不爽的评价并没有引发反驳，大部分委员都很认同这话，包括在其他方面与阮希浩站在完全对立立场上的委员也是如此。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委员对此并不赞成，不过他们的人数是如此稀少，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开口说话。

    韦泽扫视了一圈，就看到了这几个人。沈心是一个，王明山也是一个，还有几个出身不错的家伙，大概也是因为没有经历过饥饿，所以他们本能的对阮希浩的这种说法不怎么赞同。

    看着这几个人，韦泽脑海里突然冒出了“出身论”几个字。韦泽并不赞同出身论里面那种“天然”的观点，不过若是把出身论当做一种分析的手段，而不是当成亘古不变的永恒结论来看待，人的物质经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某一部分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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